贾康：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61]这些认识都生动体现了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的一种全面而系统的辩证思维。

其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未能履行公法审查义务的情况下，被认定违反公法规范，从而被判定未能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侵权行为的发生具有过错，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网络视频服务提供者要履行公法审查义务，必须对用户上传的视频内容进行事前审查，而这就会影响到其私法上的注意义务，视频分享网站只能以审片人员浏览用户上传文件的方式进行事前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审片人员基于常识和专业素质，完全可以对有著作权信息的视频是否涉及侵犯他人著作权作出初步判断。

与之相对，相关私法规范可以称之为自治规范。在间接转化方面——即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公法中关于审查义务的规定，被视为未尽到注意义务，从而有过错——也必须按照公法规范进入私法的正当路径进行转化。[19]从判决书的措辞来看，法院将审慎注意义务与监管义务并列，实际上是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私法审查义务与公法审查义务并列，强调搜狐既违反了私法审查义务，也违反了公法审查义务，判决书载：搜狐网公司及搜狐在线却没有进行任何必要的核实或调查，或者采取必要的控制传播措施，可见其并未履行审慎的注意义务，也未履行《信息管理办法》规定的监管义务。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2条第1项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一)将热播影视作品等置于首页或者其他主要页面等能够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显感知的位置的。[14]网络运营者作为用户发布信息的平台，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建立用户发布信息管理制度。

其保护物的范围是保护其意图保护的法益。也就是说，在公法的阴影下，避风港规则存在被架空的可能。正如学者所总结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法学理论在创建时代的法律思想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关于法的本质、作用等方面在认识、观念上的不同，对应着无产阶级在革命解构时代与在建设治理时代的历史性任务的不同，是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法的认识而出现的差别，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它们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认知框架，统一于对历史性可实现的公平正义的追求，统一于全人类自由解放这一终极性价值指向。

十九大报告重申，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3]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阶级对立社会形态下的法治持一种批判与怀疑态度，对于19世纪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制度的解读主要是否定性、批判性和解构性的，[4]他们没有也不太可能提出比较成熟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法治的主张和建议。[33]习近平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阐述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55]平等，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14]对于已经制定的法律，列宁指出，如果不认真地执行，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15]因此苏维埃政权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认真地切实实现那些已经成为法令(可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改造原则。

而后者是劳动与资本的融洽，它会消灭愚昧，根除贫困，组织信贷，增加财产，改革税制，一言以蔽之，就是产生‘酷似人们所想象的人间天堂那样的制度。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中国方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是当代中国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公民在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方面应该是对立统一的，在法律和法官面前，所有的人不论富贵贫贱都一律平等。[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他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32]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然会对包括法治在内的政治制度建设提出要求，生产关系的改革与调适也必然带来法治与政治改革与发展的动力。[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26]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列宁也深刻认识到，必须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

这也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形成。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计划。

[5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始终贯穿着人民至上、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从关于法律问题的论述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强调法的阶级性、统治阶级意志的一致性、资本主义法的统治工具性和法的消亡论。

【中文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其结论是，在社会发展与更替的过程中，法的历史继承性具有不可抹煞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西方法律文化对东方法律文化的冲击体现了先进的工业文明对落后的农业文明的征服，是用现代商品经济法律体系逐渐取代自然经济法律体系，从而实现从前资本主义类型的法律文化向资本主义类型的法律文化的转变。[39]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迁，是理解一个社会的法律现象与法治发展的关键。[19]由于斯大林过分迷恋个人意志和权力，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并不重视。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都会既反映世界法治发展的普遍性和共性，又反映各自国家和民族法治发展的特殊性和个性。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求实现法律形式上的平等，而且追求事实上的平等。[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页以下。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其内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不同层次的内容。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计划草稿》中首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阐述了代议制、立法权与立法机构、执行权、司法权、政党等诸多现代国家建设问题。

1936年，苏联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宪法形式确定下来。[48]国家制度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后，实现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面推进、协同发展，理所当然成为新时期法治建设的主题。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原则，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法律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立法是依法治国的起点，执法、司法、守法是依法治国的展开与实现。

[40] 回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程，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是推动当代中国逐步迈入法治国家的强大动力与实践源泉。[59]从我国法律文化的历史沿革来看，德主刑辅明德慎罚是我国传统治国之道的精炼总结。

马克思关于国家宪法、立法权、执行权、司法权、民主与法治关系等问题的阐述，也已体现他关于现代国家法治建设问题的思考。[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2005年，中央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目标与任务，明确将民主法治认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标志。马克思非常关注东方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他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社会经济关系与社会结构条件入手，分析了东方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独特性及其固有逻辑。

随着阶级的灭亡，国家权力亦将消失，法律制度自然也将消失殆尽。[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来循序推进，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所谓革命，是指无产阶级要打破旧制度旧秩序，通过夺取政权把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实现政治与经济上的翻身当家做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作为一种阶级压迫工具、制度化的国家暴力机制而存在的。